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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浙江省青田县西坑村依托环境和生态优势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产业，通过土地流转并结合原有种植水稻、旱粮等作物的传统，推行“贝母+稻鱼共生”轮作种养的山乡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全面提高粮食产量、提升农业效益。图为西坑村俯瞰图。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连日来，全国各机关单位、餐饮企业通过加强宣传、推出半份菜和小份菜等措施，积极营造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餐饮风尚。图为8月19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研究所一名员工选择半份菜用餐。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

今年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南方多地又发生洪灾，粮食安全问题备受关注。8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早稻总产量2729万吨（546亿斤），比2019年增加102.8万吨（20.6亿斤），增长3.9%，扭转了连续7年下滑的态势。同日，农业农村部发布消息：尽管今年汛情急、灾情重，但由于防灾减灾措施有力有效，旱涝灾害没有逆转农业生产稳中向好的态势，如果后期不出大的灾害，全年还将是个丰收年。

业界专家指出，近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十六连丰”，但伴随形成的水土资源消耗和耕地环境负荷也令人担忧。厉行节约是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必然行动。

粮食生产的资源环境代价

粮食种植是具有一定环境外部性的人类活动。近年来我国粮食连年丰产，为国家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但伴随形成的水土资源消耗和耕地环境负荷也令人担忧。

“粮食生产的资源环境代价，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土地基础地力明显下降，耕地退化严重；二是农业用水效率低，水资源威胁加剧；三是农资投入高、效率低，农业面源污染加剧。”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客座研究员刘刚指出。

为了14亿人的饭碗，土地即使很“累”也难以充分休耕。重用轻养导致农田地力下降明显，具体表现为土壤板结、养分降低、耕作层变浅、保水保肥能力降低等。据中农集团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武轶介绍，目前我国耕地基础地力对粮食生产的贡献率仅为50%-60%，比40年前低10个百分点左右，比欧美等发达国家低20个百分点。

东北，中国最大粮仓；东北黑土地，性状好、肥力高、适宜农耕，被喻为“耕地中的大熊猫”。多年来，为保障粮食供给，东北黑土区耕地资源长期透支。“黑土地‘保卫战’应得到各方面关注和支持。”中国农业大学土地学院教授孔祥斌说。

农业是用水大户。2019年，我国农业用水占全国用水总量的61%。据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专家测算，我国每生产一公斤粮食，约耗费一吨水。在一些地方，地下水开采中超过75%为农业用水，成为区域水资源安全的最大障碍。

华北平原，每年产粮占全国总产量25%以上，有“中国大粮仓”之称。然而，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有一些区域已连续多年采取休耕的补救性措施。

孔祥斌曾在该区域观察到这样的场景：田地附近的河道已经干枯多年，地下水井越打越深、越打越密，但每口井可覆盖的耕地面积却越来越少。

华北地区水资源缺乏，当地农民起初用地表水灌溉，之后开始抽取地下水，致使个别地方出现地面沉降。2014年起，国家在华北地区开展地下水超采漏斗区综合治理。2019年3月，水利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农业农村部四部委还针对华北地下水超采问题联合下发综合治理行动方案。

粮食安全不仅仅是粮食的有效供给

我国人均耕地只有美国的十三分之一，加拿大的十八分之一，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新中国成立初期，为缓解全国粮食严重紧缺等造成的产需矛盾、供需矛盾，国家对城乡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实行计划供应，按人口定量发行粮票等票证。

有报道曾这样描述那段粮食短缺的岁月：每人每月四两油、二斤肉，城市居民怕没票，更怕老家来亲戚，一个亲戚要吃掉一个人的口粮，家里就得有一个人饿肚子。每月到割肉的时候，人们专挑肥的买，因为肥肉回去可以炼油。

“我们经历过相当长的粮食短缺的历史，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把增加粮食产量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任务，创造了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人口的奇迹。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水资源都很‘疲劳’。”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韩一军直言，过去我们对粮食安全的理解就是中国人能养活自己，新形势下我国农业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必须不断充实和延伸粮食安全的内涵。

“相比发达国家，我国粮食生产目前仍处于粗放式生产阶段。”据武轶介绍，中国粮食产量占世界16%，化肥用量占世界31%。过去的几十年中，化肥、农药的施用保障了我国粮食的增产，但也带来诸多问题，比如肥料利用率低，土壤有机质消耗过多，污染地下水及河流。

“粮食的生产潜力是比产量更为重要的粮食安全因素。我们不仅要考虑当下，还要考虑5年后、10年后，以及子孙后代的粮食安全。”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副研究员刘晓洁介绍，我国自2015年起开始启动实施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倡导“藏粮于地”和“藏粮于技”，正是为了推动我国农业朝着更安全、更绿色和更高效方向发展。

“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粮食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成升魁分析，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已经基本解决了13亿多人民“吃饱饭”的问题。然而，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不仅要求吃饱，更多的是需要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营养。

“粮食安全，不仅仅是粮食的有效供给，而是一个全产业链系统的概念。既包括数量安全，也包括质量安全；既包括生产，也包括流通、消费等多个环节。可持续的粮食安全，必须实现从过去的生产端治理向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治理的根本转变。”刘刚说。

资源环境国情要求全社会厉行节约

经过长达70多年的艰苦奋斗，我们正在实现从食物短缺到温饱再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未富先奢、铺张浪费的现象。

食物浪费问题贯穿于我国粮食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消费端餐桌上的浪费量更是惊人。有研究显示，我国每年被损耗和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于中国粮食总产量的6%。我国餐饮业人均食物浪费量为每人每餐93克，浪费率为11.7%。

“餐饮浪费不仅仅意味着扔掉了大量的食物，更意味着生产这些被浪费掉的食物所投入的大量水、能源、土地以及生产资料等的无效消耗，同时还包括额外的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另外，处理这些餐厨垃圾也给众多城市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压力。我国特有的资源环境国情已经无法支撑这种挥霍式的食物消费方式。”中华环保联合会国际部部长高晓谊说。

2016年1月1日，联合国启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国采取行动，为今后15年实现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努力，其中第2项目标就是“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其子目标更是明确指出：减少生产和供应环节的损失，到2030年将消费环节的全球食物浪费减半。2016年9月，《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发布，明确提出通过政策引导、技术改进、鼓励转变消费方式等途径，大幅度减少零售和消费环节的人均粮食浪费量。

“触目惊心、令人痛心的餐饮浪费现象，绝不是可以忽略的小事，而是关乎粮食之基是否牢固的大问题。厉行节约也不是一时的，而是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必然认识和行动。”刘晓洁说。

推动粮食增产与绿色发展协同共进

我们是一个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如何在追求粮食丰产和长期可持续性上找到更好平衡，做到“增产不增污”，受到各界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农业发展不仅要杜绝生态环境欠新账，而且要逐步还旧账。

近年来，我国逐步推进农业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强化污染治理、循环利用和生态保护，取得了一定成效。2020年6月发布的《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与2007年第一次普查相比，我国农业领域污染源排放量明显下降，农业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分别降低了19%、48%、25%，体现了粮食增产与农业绿色发展的协同共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孔祥智认为，伴随着现在正在进行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个问题会进一步得到解决。

长期以来，我国农产品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为主，每一户的土地规模十分有限。国家近年来也在不断倡导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但依靠单家独户的小农户很难实现生态化种植。实践经验证明，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2016年，中央政府明确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土地流转势头迅猛。“随着‘三权分置’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土地由新型经营主体使用，他们正在成为推动粮食生产方式转变、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比如东北地区采用免耕技术，华北平原采取节水技术，西北地区采用降解地膜的技术，相较于过去一家一户动力不足，这些新型经营主体表现出了更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推进了绿色化发展。”孔祥智说。

“从长远来看，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的提高还是要靠科学技术，其中包括品种技术、化肥农机等。”孔祥智举例说，改革开放后的农业增产，与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的化肥储备密切相关；上世纪90年代，除草技术大规模使用，把大量劳动力从田间解放，于是这才出现了民工潮；此后，转基因抗虫棉的出现，又给广大棉农带来了福音；近年来，袁隆平的超级稻好消息不断。未来，我们一定还会出现新的农业科学技术的革命。